发生在哈萨克草原上的大饥荒是个大悲剧，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是250万到300万的，造成了哈萨克人在仅仅的10-15年之间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一遭受灭顶之灾，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史学家Talas Omarov：30年代的大饥荒直接造成230万的哈萨克人的死亡。2008年，又有数据表明达300万人以上死亡。

1930年年底，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官员报告说，有超过4万名哈萨克饥民在寻找食物。官员报告说，由于粮食短缺以及为逃避集体化，数十万人已经逃离哈萨克斯坦，很多人越过边境进入中国境内。为此，莫斯科当局对哈萨克人越境流亡实施了管控措施，禁止迁徙和外逃，由此引发的武装冲突致使成千上万的游牧民死亡。

从1930年秋开始，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据很多人表述，这个共和国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车轮上的社会”。整个社区乃至整个地区在一夜之间变得空空荡荡。1930年年底，由于家畜已经被处理掉，游牧民已经不再是游牧民。然而，如果没有国家的及时援助，他们根本无法开始定居生活。

据共和国的一名官员表示，这些饥寒交迫的哈萨克人已经“吊在了国家的脖子上”。在遭受饥饿和苦难的共和国，邻里之间为了生存已经展开了殊死争斗。社会机构开始遭到破坏，惨食子女的悲剧开始上演。即便为了一片面包，人们也会大动干戈，相互杀戮。当时生活在哈萨克斯坦的人注意到，有的整个村庄都从地图上消失了，大草原上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帐篷。在大饥荒时期，哈萨克大草原上、车站、广场、大街小巷，随处发现躺着成排成排的尸体。疾病在饥民之间爆发，尤以斑疹伤寒、天花和霍乱最为常见。在哈萨克斯坦，由于很多地区都爆发了疫情，以至于官员都拒绝前往这些地区，因为他们害怕自己也会死于疾病感染。

斯大林的粮食收购和集体化引发了苏俄灾难。这些短期政策的变化是导致这场饥荒最重要的原因。就此而言，哈萨克大饥荒同发生在苏联西部地区的集体化大饥荒是一样的。这些更为严重也更为世人熟知的大饥荒包括乌克兰以及发生在顿河、库班河和伏尔加河一带的大饥荒。

在哈萨克斯坦，斯大林政权实施的国家政策不断发生变化，而这也进一步恶化了灾难的后果。由于政策的粗暴，这也为国家制造暴力创造了可能的条件。地方官员热衷以最大的热忱投入支持莫斯科政策。这些官员会做出具有决定意义的选择，比如说粮食采购的分配，比如说认定谁是阶级敌人，而他们在做这些决定时，几乎不会受到监督，甚至是为所欲为。

在斯大林控制的地区，推进集体农业的努力与消灭阶级敌人的努力是相伴相随的，他们先是驱逐“富农”。在决定谁是富农谁不是富农的问题上显得很随性，根本没有可供依据的官方标准。哈萨克人是一个少数民族，在一定程度上，苏联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可以被看成是它的民族政策的一部分。莫斯科对哈萨克的民族政策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更是一个破坏的过程。

莫斯科叫嚣支持民族共和国、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创造，此外，莫斯科也将大量本土干部纳入到它的官僚体系中。这些努力被认为可以纠正俄帝国统治时期所犯的错误，并被认为有助于非俄罗斯群体加速通过马列主义的历史时间线。然而，这一政策带来的却是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

在苏共统治时期，这些新民族的大多数成员都遭到了严重迫害。在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过程中，大量的哈萨克人、乌克兰人以及其他民族群体的成员死于非命，其中很多人死于斯大林“一五计划”时期推行的集体化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导致了后来的大饥荒。这场饥荒摧毁了哈萨克斯坦。苏共也发现，他们根本无法以他们所希望的方式实现哈萨克斯坦社会的全面社会主义转型。

不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面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苏维埃政权提出了真正的挑战。苏共内的部分官员认为，游牧民族无力发展这样一个疆土庞大的共和国，并极力主张从俄罗斯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来实现这一目的。其他人则认为，在游牧民族中实行革命是几近荒谬的。很多哈萨克人说：“骑骆驼是进入不了社会主义的！”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哈萨克人重归游牧生活，集体农场成了一种摆设。按照一个颇为矛盾的说法，这些农场成为众所周知的“游牧集体农场”。

据观察人士描述，在这些集体农场，牧民帐篷之间的距离有2-3公里之远，整个农场的半径接近五六十公里。这种集体农场制度实际上保留了很多党员干部所希望消除的所谓游牧社会的落后倾向。

1926年哈萨克斯坦有25%的人从事农业；38.5%的人从事牧业；32.2%的人农牧兼从；10%的人过着游牧生活。即三分之二的人从事牧业，换句话说：大部分哈萨克人牧业为生。但莫斯科不想知道哈萨克人的传统生活，而且苏共自建立之初就打着牧业“具有与社会进步相抵触的落后的性质”幌子。1929年苏共中央召开会议，做出了加快集体化进程，由游牧转为定居的决议，要求哈萨克斯坦自1932起完成每年上缴160万吨粮食的任务。为实现这一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任务，可“积极分子”们干了起来。1925-1933年负责哈萨克斯坦苏共省委的菲利普·高罗新科就是积极分子之首，他们认为在哈萨克斯坦完成集体化的唯一途径是：就是让所有牧民定居。让一个祖祖辈辈过着“马背上生活”的游牧民族定居下来，着实荒谬。1930年苏共不知廉耻的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至1933年）哈萨克斯坦的56.6万户牧民家庭中至少要有54.5万户实现定居。

所谓集体化是非常草率的举措。1930年春天匆忙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不仅没有房屋，建筑实施，农具，开垦耕地就更不可能了。当局严禁牧民在草场上牧放自留牲畜，因此，牲畜饲养极为困难，集体农庄建立在连水都没有的荒滩上。

实行集体化时，苏共直接派出武装军队强行抢走牧民的牲畜，牧民不愿将牲畜白白交给强盗，在不满情绪的推动下，牧民宁愿把牲畜全部宰掉，也不愿交给集体农庄。在实行集体农庄之后的一周里，大部分地区50%的牲畜被宰掉，剩下的牲畜议因集体农庄无法提供过冬的饲料，在冬日里损失过半。

1928年哈萨克斯坦还有650.9万大畜的话，到了1932年这个数字骤降到96万头，不足1928年的15%；羊则从1928年的1.895亿只猛跌到1932年的138万头，不足1928年的1%；而集体农庄仅开垦出不足原计划15%的土地 。

于是在农牧皆无的情况下，哈萨克大地上发生了近300万同胞饿死的大饥荒 。苏共的官方数据对此进行的隐瞒，最后，哈萨克斯坦苏共宣布：有200万同胞因饥荒而死，占共和国人口总数的42%,其实这一数据已经过修改，死亡人数远远大于这一数据。在这一时期里有110万哈萨克族背井离乡，迁徙到周边的国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再也没有回到故土。

1934年，莫斯科苏共中央的第17次大会上，把哈萨克斯坦集体化的失败归咎于牧民不愿意过定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