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三季度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企稳至1.42%，但不良贷款余额升至3.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不良率达1.52%。在息差收窄与资产质量恶化的双重压力下，非显性风险正在累积。其中，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中小银行高风险敞口是主要构成因素。

专家揭示，中国银行业正面临“收益端收缩、风险端承压”困局，一旦多点爆发，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息差企稳难掩隐忧 坏帐攀升拉响警报

中国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2%，环比保持稳定，终结此前持续收窄态势。

银行净息差是指银行的净利息收入与其全部生息资产的比值，是衡量银行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息差越大，银行越赚钱。

然而，资产质量指标呈现恶化趋势。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3.5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883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2%，较上季末微升0.03个百分点。

分机构类型来看，城商行、农商行、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分别上升0.08、0.05、0.08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指潜在风险较高的贷款）占比升至2.20%，环比上升0.03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降至207.15%，较上半年末下降4.82个百分点。

息差无法覆盖坏帐风险 银行陷入经营困境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商业银行净息差1.42%已接近历史低点和经营极限，而不良贷款率达到1.52%。他指出：“息差已无法覆盖坏帐率，银行所有经营都处在高度风险状态。”

王赫进一步表示，中国六大国有银行的财务报表与真实经营状况存在差距，“六大行的经营现金流其实都已经趋于枯竭，今年上半年已出现负数”。他认为，银行对取款进行严格审查的普遍现象，表明现金流紧张。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告诉大纪元，中国银行体系正同时承受三重压力：一是贷款收益被压缩导致盈利能力减弱；二是资产质量边际恶化，房地产与小微贷款风险累积；三是地方政府与中小银行风险暴露，中小银行对地方平台及房地产的贷款敞口偏高。

孙国祥总结道：“中国银行体系正遭遇收益下降、风险上升的双重挤压，资本补充与风险消化能力都受到考验。”

贷款利率触及底线 利润空间压缩至极限

根据《第一财经》援引数据显示，2025年10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较上年同期低约40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同样为3.1%，较上年同期低约8个基点。

兴业研究分析称，银行贷款的经营成本主要包括资金成本、信用成本和管理成本。如果贷款利率不能覆盖上述成本，银行新发放贷款将造成亏损，并对资本金形成侵蚀。

当前贷款利率已触碰底线，这一局面由三重因素构筑：存款成本下降速度相对加快、个人贷款不良率持续上升、管理成本维持历史较低水平。

兴业研究测算显示，2024年12月房贷利率降至3.09%，与经营成本出现倒挂，随后央行加强房贷利率定价监管；2025年9月个人住房贷款和企业贷款利率分别为3.06%和3.14%，仅略高于对应经营成本线。

银行业结构分化态势持续加剧。三季度末，国有大行资产总额同比增速10.0%，明显高于银行业平均水平，是股份行4.7%增速的两倍多；国有大行资产占比达43.9%，较上年同期上升1.2个百分点。股份行及中小银行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房地产、地方债、中小银行风险链条交织

基于上述数据，王赫分析了银行业风险的三大核心领域及其关联性。他指出，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和地方债务三者相互贯穿：“过去大量资金都投在房地产上，银行给了大量贷款。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使这些以房地产为标的资金链条变得非常危险。”

关于地方融资平台与银行的风险传导，王赫表示：“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由地方银行、中小银行和国有银行购买。如果平台还不了帐，不光自己要垮台，还要把买债的银行机构全部拖进来，形成连锁反应。”

王赫指出，中央仅承认14万亿地方隐性债务，但实际债务规模至少在50万～60万亿以上，“剩下的几十万亿中央不承认，地方根本扛不了”。

针对中小银行整合举措，王赫认为单纯合并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他表示，化债的关键在于金融机构能否良性经营、健康循环，若中小银行缺乏商业可持续性，整合措施将难以奏效。

孙国祥则从机制层面分析了风险传导的连锁效应。他指出，地方政府财政恶化特别是土地收入崩塌，会使融资平台偿债能力下降，“平台公司一旦出现违约或大规模展期，银行端资产质量就会恶化，进而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影响实体经济与企业投资”。这种“地方财政—平台债务—银行资产—信贷收缩”的循环容易形成反复强化效应。

显隐风险叠加 系统性危机隐患加剧

孙国祥将当前风险划分为显性与非显性两类。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与中小银行高敞口属于非显性风险，其规模大且信息不透明，一旦暴露会突然放大市场恐慌；银行盈利下滑与不良资产上升则是显性风险，已可从财报与官方数据中观察到拐点。

孙国祥表示：“两类风险相互叠加，使银行更难吸收坏帐，地方财政又更依赖借新还旧，形成负向循环。”他强调，非显性风险提供爆点，显性风险提供引爆条件，两者共同决定金融脆弱性高度。

王赫对系统性风险爆发的触发机制进行了分析。自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防范金融风险以来，当局“只能说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没有说已经把金融风险排除掉”，实际上是“尽量掩盖住，把它往后推”。

关于风险爆发的时点，王赫认为关键在于是否出现多点同步爆发，“如果各地都爆发类似情况，同时聚连起来，风险就会迅速蔓延，政府就压不住”。他以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取款事件为例，“这个问题并没有发生连锁反应，是有了苗头后迅速把表面隐患强行压下去”。

王赫警告：“如果全国很多地方同时都爆发类似问题，当局应接不暇，这时候就等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

两位专家一致认为，中国银行业正处于关键风险期。尽管监管部门持续采取措施防范风险，但在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恶化和隐性债务高企的多重压力下，系统性风险隐患仍在累积。专家呼吁加强信息透明度和风险监测，以防范危机爆发。